人工智能發展的潛藏挑戰并不是當前才出現的新問題，近年來包括霍金、馬斯克在內的諸多知名人士都曾提出過警示性論點，不過其往往體現為對于強人工智能的想象，因而顯得相對遙遠與陌生。相比之下，《金融時報》的上述評論可被視為與當前現實聯系得更為緊密。但短短的一篇評論并不能解釋人工智能究竟具體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產生何種影響，而瑞士日內瓦高級國際關系及發展研究院世界經濟教授鮑德溫（Richard Baldwin）則在其新書《全球化機器人轉型：全球化、機器人與工作的未來》（The Globotics Upheaval： Globalization， 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Work）中對此做了詳盡而全面的闡釋。

    在鮑德溫看來，我們當前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次經濟大轉型。第一次經濟大轉型是從農業向工業的轉型，伴隨著人類社會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推動此輪轉型的技術動力是蒸汽機革命以及建基之上的機械革命。第二次經濟大轉型則是緣于1970年代的“服務業轉型”，在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推動下，人類社會的產業重心從工業轉向了服務業，由此產生的后果則是“去工業化進程”的發生，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大量藍領工人失業而智力密集型產業得到快速發展。不過這還不是全部，由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進步，我們正在進入第三次經濟大轉型，即“全球化機器人”（Globotics Transformation）轉型，主要是指服務業內部傳統智力勞動者被“數字移民（Telemigrants）”和“白領機器人（White-Collar Robots）”取代的轉型過程。

    在鮑德溫的分析框架中，其關注的兩個關鍵現象是“全球化”與“自動化”，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其形成了對于第三次經濟轉型的定義。在數字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興起之前，傳統服務業存在兩方面限制：由于地理疆界或工作性質等原因而被局限于本地并因此難以被全球化；由于依賴人類的某些特殊技能而難以被工業機器自動化。但這兩方面限制卻在當前技術發展的推動下實現了突破。一方面，受益于互聯網的普及，借助電信技術而在國外提供相應服務的勞動者同樣能夠參與本地服務業競爭，“數字移民”成為新的趨勢；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在語音識別、圖像識別等領域的跨越式進步使得代替人類成為可能，“白領機器人”正在不斷擴大其普及范圍。

    推動第三次經濟轉型的主要技術動力正是人工智能技術，其相比于既有信息與通信技術的主要進步則在于基于大數據的機器學習能力。當前，計算機不再需要完全遵從于人類所制定的代碼程序（這可被視為人類“有意識知識”的積累），而是具備了從大量數據中識別規律或模式的學習能力（這可被視為機器具備了“人類無意識”的思考能力）。事實上，鮑德溫沒有提到，但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早已指出，“人類知道的，遠比其可言說的更多”。也正因為此，人工智能對于依賴人類“有意識/可言說”能力的突破，實則標志了機器能力的大幅擴展與提升。

    作為一個關注全球經濟的學者，鮑德溫自然不會僅僅停留于技術層面的進步，其更多關注人工智能發展對于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在該書中，通過簡短回顧前兩次轉型過程及其引發的社會后果，鮑德溫按照“轉型過程的表現、轉型引發的動蕩、因動蕩而可能產生的反抗、可能的解決方案”這四個層層遞進的邏輯，展開了其對于第三次經濟轉型的分析。總的說來，鮑德溫認為第三次經濟轉型引發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時間的錯配和不公平競爭的凸顯。

    時間的錯配主要是指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將以指數級快速增長，而應對相應挑戰的政策或法律卻遠遠落后于前者的演變速度。第三次經濟轉型的主要沖擊對象是服務業，其產出的是邊際成本為零的知識而非貨物，而知識的重新組合又將更為快速地催生更為豐富的創新。伴隨此過程的，是“全球化”和“自動化”的同步發生與相互影響，而這是前兩次經濟轉型都不曾有過的新現象。另一方面，不公平競爭既指不同勞動者之間的不公平競爭，或許更重要的，是指人工智能（或者說“白領機器人”）與勞動者之間的不公平競爭。鮑德溫在書中反復強調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勞動者收入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白領機器人”的出現則甚至將服務業成本拉低至零。

    上述兩方面挑戰所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便是來自服務業的整體性反抗，而這又尤其體現在已經完成第二次經濟轉型的發達國家內部。在鮑德溫看來，正是由于第三次經濟轉型，發達國家內部才積累了大量不滿情緒，而這些不滿將很容易被包裝為民粹主義等多種思潮，并最終指向推動轉型的原動力：人工智能技術以及其背后的大型公司巨頭。也正因為此，自2016年以來，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了（尤其是在美國）針對互聯網公司的批評，而鮑德溫甚至認為這是導致特朗普勝選和英國脫歐這兩大標志性事件的深刻社會原因。